新生兒的重要需求與媽媽們的挑戰-懶人包巾
在新手媽媽們繁忙的生活中,照顧新生兒的需求總是充滿挑戰。在這個過程中,懶人包巾已經成為了許多媽媽們的救星。為什麼懶人包巾能夠得到如此多的讚譽呢?它的概念和優勢究竟有哪些?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會運用PAS(問題、解答、解決方案)的語氣,深入探討懶人包巾的魅力所在。
首先,讓我們思考一下新手媽媽們面臨的問題:新生兒的睡眠質量和舒適度對他們的成長至關重要,但在嬰兒的前幾個月裡,他們很容易受到驚跳反射的影響,使他們從睡眠中驚醒。此外,新手媽媽們還要應對保持寶寶的安全、舒適和溫暖等挑戰。面對這些問題,懶人包巾便是一個理想的解答。
使用嬰兒包巾的原因與重要性
瞭解嬰兒猝死癥(SIDS)與其風險
在選購新生兒包巾之前,首先要先了解趴睡帶來的風險以及嬰兒猝死癥(SIDS)有著絕對的關係。
嬰兒猝死癥通常發生在六個月內的嬰兒,特別是二至四個月大的嬰兒。
有許多可以避免的環境因素會增加嬰兒猝死癥的風險,如趴睡、在帶有枕頭或玩具的床上睡覺,或在過於軟的床上睡覺。
美國自1994年開始倡導仰睡方式,使嬰兒猝死癥的人數下降了了近40%。
降低嬰兒猝死癥的風險
專家建議,要有效降低嬰兒猝死癥的風險,最安全的睡姿是就是仰睡,家長需要去除嬰兒床旁的鬆散物品,讓寶寶穿單件睡衣以減少蓋毯遮蔽口鼻的風險。
趴睡的寶寶應翻回仰睡,床墊要結實避免過軟,避免使用枕頭以減少窒息風險。
新生兒常見睡姿
以下是新生兒常見的三種睡姿:
- 仰睡:適合出生前3個月的嬰兒,這個姿勢可以讓寶寶肌肉放鬆,四肢自由活動,臉部不被棉被遮蓋,減少呼吸道阻塞問題。
- 側睡:適合出生後3個月的嬰兒,有助於觀察寶寶的臉部表情,並兼顧頭型。
- 趴睡:當寶寶的頭部和頸骨支撐力逐漸發展時,可以考慮讓寶寶趴睡。趴睡有助於塑造完美頭型,但風險較高,因此在寶寶趴睡時需要有照護者在旁。
而懶人包巾是一種專為新生兒設計的一體式包裹產品,能夠模擬母親子宮內的緊密感,讓寶寶感到安心舒適。懶人包巾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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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使用:
懶人包巾的設計簡單直觀,新手媽媽們無需花費太多時間學習如何使用。只需將寶寶放入包巾,按照說明將布料包裹好,便可完成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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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舒適:
懶人包巾通常使用柔軟、無刺激的材料製成,讓寶寶在其中感到舒適。此外,它還可以減少驚跳反射,幫助寶寶獲得更好的睡眠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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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節性:
懶人包巾的設計允許媽媽們根據寶寶的需求調整緊度和透氣性,確保寶寶始終保持在最佳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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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性能:
懶人包巾不僅可以在冬季為寶寶提供保暖,還可以在夏季為寶寶提供透氣的環境。因此,無論季節如何變化,懶人包巾都能確保寶寶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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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攜帶:
懶人包巾的折疊尺寸輕巧,方便新手媽媽們隨身攜帶。無論是在家中、外出散步,還是在旅途中,懶人包巾都能夠成為寶寶的忠實伴侶。
懶人包巾的特色
首先先來比較傳統包巾與懶人包巾的差異性:
特點 | 傳統包巾 | 懶人包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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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難易度 | 可能需要一些練習和技巧,包裹方式較為複雜 | 簡單易用,一體式設計,快速包裹寶寶 |
安全性 | 如包裹正確,安全性較高 | 設計確保寶寶安全,減少驚跳反射和呼吸困難的風險 |
可調節性 | 具有一定的可調節性,但可能需要經驗和技巧 | 易於調節,根據寶寶需求可調整緊度和透氣性 |
適用年齡 | 適合各個年齡段的寶寶,但可能需要不同的包裹方式 | 適合新生兒和嬰兒,一體式設計適用於不同年齡段 |
保暖性能 | 取決於包巾材質和包裹方式,可能需要額外的保暖措施 | 良好的保暖性能,適應不同季節的氣候變化 |
清洗保養 | 根據材質和設計,可能需要特殊的清洗和保養方式 | 簡單易洗,無需特殊的清洗和保養方式 |
便攜性 | 依賴材質和大小,可能不太便於攜帶 | 折疊尺寸輕巧,方便隨身攜帶 |
以上述可以知道,目前最常用的懶人包巾是新手媽媽的首選
一體式設計
懶人包巾的一體式設計為新手媽媽們提供了便捷和快速的包裹方式,不需要繁瑣的步驟,讓新手媽媽們可以輕鬆照顧寶寶。
安全舒適的材質
懶人包巾使用安全舒適的材質製成,不僅對寶寶無刺激,還能讓寶寶感到舒適和溫暖,有效提高寶寶的睡眠質量。
適合不同年齡段的寶寶
懶人包巾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寶寶進行設計,確保每個年齡段的寶寶都能在其中找到合適的位置,讓寶寶得到最適合他們的呵護。
可調節緊度和透氣性
懶人包巾具有可調節緊度和透氣性的特點,讓新手媽媽們可以根據寶寶的需求和舒適度,進行適當的調整,確保寶寶的舒適和安全。
簡單易洗的特點
懶人包巾易於清洗,新手媽媽們可以輕鬆地將其洗淨,保持清潔衛生,為寶寶提供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
而酷咕鴨的懶人包巾就具備了以上特點,其相關產品的介紹如下:
- 一體式設計:懶人包巾採用一體式設計,方便新手媽媽輕鬆包裹寶寶,無需擔心包裹方式或繁複的步驟。
- 適合新生兒至6個月大的寶寶:這款包巾適用於新生兒至6個月大的寶寶,能夠提供適當的支撐和舒適感。
- 安全舒適的材質:懶人包巾使用安全舒適的材質,保證寶寶在使用過程中的舒適度和安全性。
- 適當的緊度:包巾可根據寶寶的身體狀況進行適當的緊度調整,以確保寶寶在包巾內保持舒適的姿勢。
酷咕鴨超多款式可供選擇:
綜合以上所述,這款懶人包巾無疑是新手媽媽的理想選擇。其一體式設計、安全舒適的材質、適合新生兒至6個月大寶寶的尺寸以及可調緊度等特點,讓媽媽們能夠輕鬆照顧寶寶,並為寶寶提供一個舒適安全的睡眠環境。
選擇酷咕鴨的懶人包巾,讓您與寶寶共享美好的成長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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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懶人包巾是一款兼具便利性、舒適性和保暖性能的嬰兒產品。它為新手媽媽們提供了一個簡單易行的解決方案,讓寶寶在成長過程中獲得更好的照顧。選擇懶人包巾,讓您和寶寶共享無憂的新生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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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超吸水超柔軟懶人包巾推薦強烈建議新手父母要在選擇新生寶寶的繈褓包巾時非常用心,因為選擇一款好的包巾可以有效減少寶寶睡眠時的驚跳現象,這樣可以讓寶寶獲得更好的睡眠品質,有利於其健康成長。事實上,很多新生寶寶在睡覺時會出現無意識抖動的現象,這是其自我保護的正常反應,但也很容易驚醒寶寶,影響其睡眠品質。2023冬季保暖布超吸水懶人包巾推薦
在選擇包巾時,父母們應選擇較薄且柔軟的棉質材質,並且要注意包巾的大小和寬度是否足夠,以便將寶寶完全包裹起來,提供更好的安全感。此外,父母們也應注意包巾的清潔和消毒,以防止繁殖細菌和病毒對寶寶造成傷害。
另外,新手父母還應注意幫助寶寶保持適當的溫度和濕度,避免其著涼感冒。此外,母乳是最理想的嬰兒食品,應儘量堅持母乳餵養,如果無法實現母乳餵養,可以考慮使用嬰兒配方奶粉。同時,新生兒抵抗力較弱,容易受到感染,因此需要控制家庭和社交環境,避免接觸有感染風險的人和地方。2023竹纖維懶人包巾推薦
最後,包巾和包被的區別並不僅僅是薄厚的問題,而是應該根據寶寶的具體情況和季節選擇合適的產品。夏天可以使用薄一些的包巾,而冬天可以考慮使用保暖性較好的包被,以確保寶寶的舒適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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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我的卑微青春歲月 文/連諫 回想起我的青春歲月,毫無疑問,是卑微的,卑微到流言可以肆無忌憚飛來中傷,而我,在這陌生的、荒無親人的城市里,除了獨自拭淚療傷,別無他法,在那么多淚流完的第二天,當陽光蒞臨這座城市時,我又像打不死的小強一樣,昂揚著出門了。那時候很苦,但幾乎沒人見過我的眼淚。 直到今天,我依然很少在人前流淚,哪怕面對最親密的人。因為我知道,眼淚除了宣泄,毫無用處,那些流在人前的眼淚,會出賣生命的痛點,我是個倔強的人,因為在這座城市里的無依無靠,我更愿意把自己裝扮得像個鎧甲戰士。 很多時候,和朋友說起人生的遺憾,我的遺憾有兩樣,一是沒讀大學,二是我覺得自己是沒有少女時代的。因為從高密到青島,嚴格地說我只有16歲半,在城市里,這個年齡的女孩子獨自上趟街,家長都不放心的,可是我已在遠離家鄉的城市里獨自謀生了,沒時間撒嬌賣萌,要在一夜之間懂得為自己的人生選擇負責,迅速少年老成,以應對陌生而充滿著未知的生活。 很多朋友都覺得,那個時候的我,是苦的,包括我在鄉下過著苦日子的母親,來看了我在青島城中村租住的小房子,她一夜沒睡,哭了,要我跟她回高密,我堅決不肯,然后母女倆在長途車站的塵土飛揚中淚眼相望著道別。現實生活中的苦,在我來說真不算什么,鄉下進城打工的人,所謂的苦,不外是出力多點、錢拿得少點、吃穿住差一點,對年輕氣盛的我來說,這些算不了什么,只要我可以繼續做我的夢。 其實,除卻打工者的身份會讓我自卑,我很喜歡那段光陰里的自己,沒錢買漂亮衣服一點也不可怕,因為青春無限好,我可以花三塊或者五塊錢買幾塊花布,于夜晚的燈下,縫出自己想要的樣子,然后穿著它們,意氣風發地走在街上,也能感受到身體里有朵大花,開得嘩啦啦作響,那個內心的自己,美得自由而狂野,永遠穿著廉價的平底鞋子,大街小巷地串著,閱讀這座城市,閱讀它的表情,領略她淳樸而恬淡的美好,像我一樣,內心有一朵狂野的大花,隨時綻放。 我的青春,在別人看來或許是在困苦中掙扎。但對我個人而言,永遠是一場營養過剩的盛宴。雖然因遠離父母而無所依靠,但我也因此獲得了最大限度上的自由,自由得我可以隨心所欲地變成任何一款與現在的我以及老家的我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我。可是,因為父母的言傳身教,因為讀書,我變成了現在的我,一個至少不讓我的父母汗顏的我。 記得我二十一二歲的時候,春節回老家,我老家的一位至親,端著一臉鄙夷的嚴肅跟我說,你在青島可別弄些見不得人的事,咱老家門里不出那樣的人。當時我震驚,呆住,但我什么也沒說,因為卑微,所有辯解都終將以無力而收場,除了沉默地做好自己,我還能如何呢?只是,那一句呵責式的質問,在我的心上,劃上了深深的傷痕。很多年后,我可以坦然地對那位業已去了天堂、且不知從哪里聽說我在青島不務正業的親戚說了:其實,你們不了解我,我是個有精神潔癖的人,所以,齷齪人生不會和我沾邊。 遠離父母管束,我會不會變成一個令父母顏面掃地的孩子?我的父母或許曾擔心過,但從未說出口,后來,我問母親,母親淡淡地說:自己孩子是什么樣人自己不知道啊?我說那別人說呢?母親說我的孩子我知道。語氣從容平淡,那瞬間,我想落淚,我父母或許不懂太多大道理,但他們知道,有些擔心,說出口就是對我的傷害,在這一點上,我至今感激我的父母,感激在那些對于我來說充滿著卑微和不確定的歲月里對我的信任。 青春真好,哪怕窮苦,可是,因為有夢,因為有追得上夢的青春軀體,多好啊,回不去了,那個一窮二白卻有著豐饒夢想的青春,只剩追憶,它真好。 歲月,經得起多少等待 我的歲月我的夢——自主招生申請材料個人自述 把自己交給歲月磨礪分頁:123
我的幾名同事常常采訪寫稿至深夜,第二天都是帶著黑眼圈來上班。不做不行嗎?不行,沒有時間允許你拖沓!新聞每時每刻都在發生,不會因為記者休息了,它就停止。 如此不爽的職業還有很多,比如外科醫生,可能正在家吃飯,一個電話打過來就得去做手術,因為病情不等人。還比如消防員,可能正在睡夢中,警情發生就得奔赴火場,因為火災不等人…… 如果一項工作被時間綁架了,這工作就成了魔鬼,嚙噬著工作者的靈魂。要么讓人高尚,要么使人茍且! 有個小笑話,一個人上班時間出去理發,被領導抓住了,領導要罰他款。他辯解,我只是在上班時間剪去了上班時長出的頭發。不用說,他沒有管住自己,上班時間溜了號,還自我解嘲。 梁曉聲給文化定義了四個條件,其中有一條便是無須提醒的自覺。即自我約束和自我控制,完全不用他人提醒,嚴于律己,恪盡職守,兢兢業業。這不僅是職業上的操守,也是做人的準則,更是一種高貴的品質。 擁有這種品質的人,始終會把責任心放在第一位,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這種敬業精神會讓工作者的人格變得高尚。相反,便得過且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是為了應付差事,勢必把工作干得毛毛糙糙稀松平常。 看一個人品質如何,不用看別的,看他對待工作的態度就可以了。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工作,工作中茍且,已和混時光無異。在混的人,他無論對朋友還是對生活都不會認真。這類人往往都不靠譜,從他們身上看不到多少正能量。 而那些真正熱愛生活的人,更熱愛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總是能做到無須提醒的自覺。因為他們都懂得,工作做得完美,也會讓生活有底氣。 >>>更多美文:心情故事
劉再復:錢鍾書先生紀事 錢鍾書先生曾對我說:“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 錢鍾書先生去世已經十年。這十年里,我常常緬懷著,也常與朋友講述他對我的關懷,可是一直沒有著筆寫下紀念他的文字,僅在1999年4月間寫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錢鍾書先生的囑托》。寫作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說明了我沉默與難以沉默的理由,這也是我今天寫作時需要說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節抄錄于下: 盡管我和錢鍾書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還是盡可能避免說話。我知道錢先生的脾氣。在《圍城》中他就說過:“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發。”錢先生的逝世,也難免落入讓人生發的悲劇。不過,人生本就是一幕無可逃遁的悲劇,死后再充當一回悲劇角色也沒關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錢鍾書先生生前讓我告訴學術文化界年輕朋友的一句話。 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多次,還在信中鄭重地寫過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輕朋友的委托,請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見一次面,但他謝絕了,不過,他讓我有機會應告訴年輕朋友,萬萬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緊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實之名。1987年,我到廣東養病,他又來信囑托我: 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根的。(1987年4月2日)作為中國卓越學者的錢先生說自己“名不副實”,自然是謙虛,而說“萬萬不要迷信”包括對他的迷信則是真誠的告誡。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種陷阱,一種走向蒙昧的起始。錢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權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讓別人迷信他,因為他期待著新的峰巒。在不要迷信的告誡之后是不是虛名的更重要的告誡,我今天不能不鄭重地轉達給故國的年輕朋友。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所批評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贊揚他的文章。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下文再細說),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藝術出版社,出于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錢先生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我:“你也當什么《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摻和?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明白了。盡管我為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會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面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著對我說:“這回他著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最后這句話鄭老師對我說過多次,還特別在信中寫過一次。1986年我擔任研究所所長后,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追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曾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游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1957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年摘帽后來信并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錢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報》就約請我寫悼念文章。他們知道我與錢先生的關系非同一般。但我沒有答應。錢先生去世十年了,我還是沒有寫。沒有提筆的原因,除了深知錢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要寫出真實的錢鍾書實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錢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個人都不是那么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復雜,具有多方面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并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對我說:“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為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斗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為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幸免。出國之后,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沒有魔鬼。 不過,出國之外,我悟出“頭發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臟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只有了解錢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錐編》為什么選擇這種文體,為什么像構筑堡壘似的建構他的學術堂奧。既然社會這等險惡,就必須生活在堡壘之中。魯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險惡,所以其文也如“壕塹”,自稱其行為乃是“壕塹戰”,不做許褚那種“赤膊上陣”的蠢事。我讀《管錐編》,就知道這是在進入堡壘、進入壕塹、深入深淵,要慢慢讀,慢慢品,慢慢悟。書中絕不僅僅是如山如海的知識之庫,而且還有如日如月的心靈光芒。而對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說,但書中“口戕口”的匯集與曲說,則讓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惡從來如此。而對“萬物皆備于我”的闡釋,一讀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現確實集獅子之兇猛、狐貍之狡猾、毒蛇之陰毒、家狗之卑賤等萬物的特性。倘若再讀下“幾”、“鬼國”等辭的疏解,更會進入中國哲學關于“度”、關于臨界點的深邃思索。有人說,《管錐編》是知識的堆積,將來計算機可替代,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計算機可集中概念,但絕不可能有像錢先生在匯集中外概念知識的同時,通過組合和擊中要害的評點而讓思想光芒直逼社會現實與世道人心。有人貶抑說《管錐編》是散錢失串,這也不是真知明鑒。不錯,從微觀上看,會覺得《管錐編》的每一章節,都沒有一個時文必具的那種思想主題,那種進入問題討論問題的邏輯鏈條(串),但是,《管錐編》卻有一個貫穿整部巨著的大鏈條,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大動脈。 錢先生的防范與警惕,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工作上。他當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只管一點外事。說是“一點”,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還是趙復三和李慎之這兩位副院長。但有些外國學者,特別是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者,特別要求見他的,或者院部領導人認為他必須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見。我擔任所長后,文學方面的來客真不少。有幾次院部擬定錢先生必須出面,他應允后竟對外事局說:你們不要派人來,再復來就可以了,他不會英文,我可以當翻譯。說到做到,他真的不讓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員陪同,由我兩個單獨會見。錢先生不讓別人參加,就是有所提防。對于我,他則絕對放心,我多次有幸聽到他在外賓面前暢所欲言。他批評丁玲是“毛澤東主義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頭之后還是依然故我。說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揚魏明倫嘲諷姚雪垠的文言雜文(發表于《人民日報》)寫得好,說當代作家能寫出這樣的文言文不容易。暢開心胸的錢先生真可愛,拆除堡壘的錢先生,其言笑真讓人聞之難忘。 因為錢先生的這種個性,因此常被誤解為尖刻的冷人。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輕的學子,有一次竟告訴我一條“信息”,說他的博士導師(在古代文學研究界甚有名聲)這樣評論:劉再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都是熱的,而錢鍾書則徹頭徹尾、徹里徹外都是冷的。我聽了此話,頓時冒出冷汗,并說一聲“你們對錢先生誤解了”。有此誤解的,不僅是文學所。 然而,我要說,錢先生是個外冷內熱的人。鄭朝宗老師說“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絕非妄言。對錢先生的評說各種各樣,但我相信自己所親身體驗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錢先生、楊絳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說話的是在1973年社會科學院從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那時我住在社會科學院的單身漢宿舍樓(八號樓),錢先生夫婦則住在與這座樓平行并排(只隔十幾米遠)的文學所圖書館樓。因為是鄰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闖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們不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來和他們說話,那種和藹可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溫暖。“四人幫”垮臺之后,社會空氣和人的心情變好了,我們這些住在學部大院里的人,傍晚總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錢先生和楊先生,一見面,總是停下來和我說陣話。那時我日以繼夜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寫得很有點名氣。見面時我們更有話可說。1979年我調入文學所,又寫學術論著,又寫散文詩。1984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決定出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就想請錢先生寫書名。因此就寫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藝社出版的《太陽·土地·人》散文詩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溝錢先生的寓所。沒想到,過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題簽。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復同志: 來書敬悉。尊集重翻一過,如“他鄉遇故知”,醰醰有味。惡書題簽,深恐佛頭著穢,然不敢違命,寫就如別紙呈裁。匆布即頌日祺 錢鍾書上二十日 收到信與題簽后我光是高興,把他的“墨寶”寄出后,又進入《性格組合論》的寫作,竟忘了告訴錢先生一聲。而錢先生卻掛念著,又來一信問:“前遵命為大集題署送上,想應畢覽。”我才匆匆回了電話,連說抱歉。而他卻笑著說:“收到就好。”香港把書推出之后,我立即給他和楊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響應,寫了一信給我: 再復同志: 賜散文詩集款式精致,不負足下文筆之美感堯堯,當與內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謝。拙著談藝錄新本上市將呈雅教而結墨緣,即頌日祺 錢鍾書楊絳同候 對于我的一本小詩集,錢先生竟如此愛護,如此扶持,一點也不敷衍。那時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國文化講一個“誠”字,錢先生對一個年輕學子這么真誠,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僅在他的書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細節最能真實地呈現一個人的真品格,為我題簽書名一事,就足以讓人感到錢先生是何等溫厚。 更讓我感激的是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后,他對我的學術探討和行政工作都給了充滿溫馨的支持。文學所有二百六十個編制,連同退休的研究人員和干部,大約三百人左右。那時我還算年輕,毫無行政工作準備。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論文學主體性”、“思維方法變革”等理念又面臨著挑戰。盡管自己的心靈狀態還好,但畢竟困難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吳世昌、孫楷第、唐弢、蔡儀、余冠英等十幾位著名老學者,其中有八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錢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實地幫助我。他數十年一再逃避各種會議,但是我召開的三次最重要的會議,請他參加,他都答應。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紀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誕辰八十五周年的會議。這是我擔任所長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牽扯到眾所周知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紅樓夢》研究的是非問題。我在所長的就職演說中聲明一定要貫徹“學術自由、學術尊嚴”的方針,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有成就,有貢獻,盡管被認為是“唯心論”和“煩瑣考證”,但也是學術問題,也應當還給俞先生以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錢先生時,他用非常明確的語言說:“你做得對,我一定出席你的會。”這次會議開得很隆重,除了所內人員之外還邀請了文學界的許多著名作家學人參加,與會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錢先生不僅準時到會,而且和俞先生、胡繩及我一起坐在主席臺上。散會時可謂“群情興奮”,大家圍著向俞先生道賀,照相,我也被來賓和其他與會者圍著,沒想到錢先生也竟然擠過來,在我耳邊興奮地說:“會開得很好,你做得太對了!”我連忙說:“謝謝錢先生來參加會。”有了錢先生的支持,我心里更踏實了。這畢竟是件觸及敏感學案的大事。開會的前三天,胡繩緊急找我到辦公室,我一進門他就生氣地指著我:“再復同志,你就是自由主義,開俞平伯的會,這么大的事,通知都發出去了,我剛收到通知。連個請示報告都不寫。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嗎?怎么辦?”我知道一寫報告會就開不成,但不敢直說,只跟著說了“怎么辦?”三個字。胡繩說,怎么辦?我替你寫一個報告給中宣部就是了。聽到這句話我高興得連聲說“胡繩同志你真好”,并仗著年輕和老朋友的關系硬是對他說:“這個會,您一定要參加,還要講個話。”他沒有答話,等我告辭走到門邊,他叫住我,說了一句:我會參加會的。 盡管我“自由主義”,但沒有把胡繩的半批評半支持的態度告訴任何人,也沒有告訴錢先生。錢先生那種由衷高興的態度,完全出自他的內心。這種態度不僅有對我的支持,也有對俞先生真誠的支持。錢先生內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會,錢先生還參加了我主持的“新時期文學十年”討論會和“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兩個會規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個會,與會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觀者很多,僅記者就有九十人。好幾位記者和外地學者問我哪一個是錢鍾書先生,有一位記者錯把張光年當作錢先生,要我和這位“錢先生”照個相,我趕緊去把真錢先生找來,然后三個人一起照了個相。我知道錢先生最煩被記者糾纏及照相之類這些俗事,但為了支持我還是忍受著煎熬。后一個會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召開的,但籌備工作由文學所做,因此我請錢先生致歡迎辭,由我作主題報告。我還請錢先生幫我們審定邀請外國學者的名單,他答應之后,所科研處開列了一份二十個人的名單。沒想到,他在每個人的名字下都寫一兩句很有趣的評語,例如“此人漢語講得不錯,但很會鉆營,有人稱他為尖尖鉆”。對于海外漢學家,錢先生多數看不上,評語都不太好。讀了這份評語,我立即請科研處保管好,不要外傳。當時管外事的副所長馬良春拿著名單和評語,驚訝不已,我開玩笑說:“錢先生真把海外許多漢學家視為紙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過這個會,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到錢先生致歡迎辭。致辭的前兩天,他把講稿寄給我讓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頁夾里。 更讓我感動的是錢先生不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學術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對文學對思想的酷愛,無論自己的地位發生什么變化,頭頂什么桂冠,我都牢記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學問。因此,雖然擔任所長,但還是把心放在著書立說上,而且盡可能“利用職權”推動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錢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總是為我擔心。1985年拙著《性格組合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轟動效應”,連印六版三十多萬冊。熱潮之中,我的頭腦也很熱。但錢先生很清醒冷靜。見到第六版,他對我說,要適可而止,顯學很容易變成俗學。聽了這句話,我立即寫信給責任編輯郝明鑒兄,請求不要再印。《論文學主體性》發表之后,更是“轟動”,不僅引發了一場大討論,而且引發《紅旗》雜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別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稱自己是用“馬克思主義大炮”來炮轟我。我對《文匯月刊》記者劉緒源作了訪談之后他更生氣,說要到法院告我。那時錢先生真為我著急,很關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戲劇家魏明倫先生在《人民日報》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后竟高興得打電話給我,問我看到沒有,說魏的文言文寫得好,當代很少人能寫出這樣的文體。還有一天,他讓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說有事相告。我一到那里,他就說,剛才喬木(指胡喬木)到這里,認真地說,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是符合辯證法的,肯定站得住腳。文學主體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錢先生顯得很高興。其實在幾天前,就在八寶山殯儀館(追思吳世昌先生的日子),胡喬木已親自對我說了這些話,但錢先生不知道。看到錢先生對我這樣牽掛,我暗自感嘆,困惑勝過高興:這樣一篇學術文章竟讓錢先生這樣操心。不過,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錢先生的溫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間仍有溫暖與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飯,然后就主體性的爭論,他談了兩點至今我沒有忘卻的看法。第一,他說,“代溝”是存在的,一代人與一代人的理念很難完全一樣。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應讓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說,“批評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們的‘主義’,不過是下邊遮羞的樹葉子。”聽到第二點,我想起了《圍城》的話:“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虛、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這第二點是犀利,而第一點是寬容。我將牢記第一點,盡可能去理解老一輩學人的理念,不負錢先生的教誨。 不了解錢先生的人,以為他只重學術求證,不重思想探索,其實不然。錢先生當然是一等學問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對思想探索的價值和艱辛卻極為清楚也極為尊重。他兩次勸我要研究近代文學史中的理念變動,對近代史中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這一思想脈絡也很敬重。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我亦遠不會知道他的內心深處具有思想探索的熱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作為一個弄潮兒,一個探索者,沒想到給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錢鍾書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輩兩輩的人,規勸者有之,嘲諷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討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給我施加壓力者有之。輕則說說笑笑而已,重則訴諸文字。可是錢先生卻毫無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論的探索,也支持我主體論的探索;既支持我傳統轉化的探索,也支持我變革方法論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論變革”一事而言,我被攻擊非難得最多。但錢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讓你的學生弄得走樣了。”聽到這句話時,我一時反應不過來,竟書生氣地回答說:“我沒有學生”,是后來才明白是什么意思。當時我的提倡方法論變革,包括方法更新、語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學界使用的概念)、視角更新(哲學視角與哲學基點)、文體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稱作文體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傳文教的領導人決定舉行一次全國性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征文評獎活動,其意旨是要改變歷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總是處于被批評的地位,由國家出面表彰其優秀成果。這一思路當然很好。因為全國各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及大學都要參加競賽,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者也重視此事,他們覺得院內的幾個大所都應當競得最高獎(一等獎),因此,汝信(副院長,也管文學所)打電話給我,說院部研究過了,文學所要重視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寫一篇。沒想到,這之后的第二天,馬良春又告訴我:錢先生來電話說要你親自動手寫一篇。有錢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寫了。大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我寫出了《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革命》一文,并獲得一等獎。全國參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論文,二十二篇得一等獎,文學方面有兩篇。文學所總算把臉面撐了一下。獲獎后最高興的事并不是參加了領導人的頒獎儀式,領了五千塊獎金和獎狀(頒獎者是胡啟立、芮杏文、胡繩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錢先生給我一封賀(www.lz13.cn)信,信上說: 理論文章榮獲嘉獎,具證有目共賞,特此奉賀。 錢先生寫賀信,是件不尋常的事,而“有目共賞”四個字,更是難得。有朋友說,這四個字,一字千鈞。固然,這可讓我產生向真理邁進的千鈞力量,但是,我明白,這是溢美之辭,錢先生對同輩、長輩,尤其是對國外名人學者,要求很嚴,近乎于“苛”,而對后輩學子則很寬厚,其鼓勵的話只可當作鼓勵,切不可以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賞你。 2008年秋天于美國 劉再復作品_劉再復散文集 劉再復:讀滄海 劉再復:慈母頌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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